昆仑山，位于新疆的南部，自西向东绵延2500公里，是昆仑山的长度；南接藏北高原，北瞰塔克拉玛干沙漠，宽为200余公里，是昆仑山的厚度；海拔8611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是昆仑山的高度。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史前玉石并用时期，玉是当时作为工具使用的，主要体现的是使用价值。于田县境内的昆仑山盛产美玉，早期的人类活动是玉文化形成的源头，玉和石的分离是在生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古代昆仑山居民最初认识昆仑山美玉并不是从河水中捞玉开始，而是始于昆仑山中。

    “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出白《尚书·胤征》篇，在古代是一句熟语。文中透露一条信息，记录距今约四千年的夏代，昆仑山曾发生火山爆发，玉和山石在火焰中燃烧。这可能是中国地质史上最早有关火山爆发的记载，同时也是矿物学上对玉和石最早的界定。古人类在昆仑山上的时光，是玉文化的雏形期。之后，玉、石分离的文化现象，已初步为后来的玉文化形成奠定基础，而这条自昆仑山迁徙的路线就是后来玉石之路的一个起点。

    而玉石之路应是比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早出现的经贸与文化交流的神奇通道。

    据考古资料显示，巴基斯坦古城塔克西拉发现公元前l世纪由于阗输送的和田玉琢制饰件。以往，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中、西亚国家，也都曾发现由西域输送的和田玉制成的玉器，其中最早的年代上限约四千年，时间与夏代相当。古代西域境内昆仑山玉文化的形成，比通常认为的四千年前后可能更早些。

    昆仑山产玉是中原文化的物质基础，昆仑山所产的玉因而具有神秘性，玉的属性由物质被赋予了精神内容，这是昆仑山神话的象征。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是一部以纪行体例描述古代东、西交通路线的书籍，书中最关键的是记录了昆仑山产玉地区及行走路线，几乎就是战国时期贯通东西方玉石之路的线路图。

    《穆天子传》一书，对中原向西至昆仑山北坡一线，记述的路线比较明确，由此至西、至北行走的路线，是东、西方玉石之路的延伸。这部书的原始材料肯定出自前往西域贸易的商贾所见所闻，而这些商贾的贸易物品是昆仑山所产的和田玉。

    汉代，张骞遣副使前往于阗开采玉石，自此，由最初的单一玉石贸易进入直接参与采玉、运输、贸易的全过程。汉武帝时，西域昆仑山所产的玉石，源源不断输进中原，于阗在传统玉文化长河中，以其盛产美玉而占据玉文化市场主导地位，并一直延续至今。

    上溯昆仑山玉文化历史源头，玉石之路的形成，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可供开采的玉石资源；长途跋涉于玉石之路的玉石商贾；玉石商贾可以利用的运输路线。

    其一，玉石资源产地的分布

    《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国出玉”，“于阗国……多玉石”，“西夜国……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昆仑山中段北坡的于阗国产玉最多，主要产自国中的三条河。《宋史—列传》记载：“国城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次西有乌玉河，源出昆冈山。”《明史·西域传》记载，于阗国“其国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又西有黑玉河，源皆出昆仑山”。

    从玉石分布的地段可以看出，汉代以前玉石产地主要集中在以于阗为中心地段的昆仑山脉中段。张骞出使西域时，于阗已成为昆仑山美玉最重要的集散地。

    汉代以前昆仑山产玉主要在这三个地区，而以于阗国最负盛名，采玉昆仑决定玉石之路的形成

  其二，早期往来于玉石之路的驮工、向导、商人

    玉石之路上最早的驮工是羌人，羌人至少在距今四千年前往来这条九死一生的艰难路程。至公元前4世纪时，秦献公远逐西羌，有九支羌人小部族“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汉代昆仑山山区的若羌国是其中的一支。

    早期与玉石之路关联甚密的还有大月氏人。在昆仑山北麓诸国都有月氏人的踪迹，大月氏人是玉石之路西行路线的先导。

    汉代以前，昆仑山北麓产玉地区是玉石源头和玉石之路启端，往来玉石之路的商人主要是羌人和大月氏人及一部分土著人。

    其三，玉石之路是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体现

    一条昆仑山山麓下连接东、西贸易往来的玉石之路，使于阗的采玉业在汉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期。从以往的考古发现，河北满城汉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曾出土汉代诸侯王金缕玉衣，经专家鉴定，墓中均发现来自昆仑山的美玉。这表明，玉石之路经由玉门关之后，玉石商队从原来集中于汉代都城长安，扩大为向各地分流。

    汉代，玉石之路由西而东的路线基本可以确定：沿昆仑山北坡行走，至鄯善国分为两路，一路经若羌、墩里克，穿库姆塔格沙漠东行，至甜水井东去玉门关。公元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走的就是这条路。

    另一条路，由汉代时的鄯善国北上楼兰国地域，东至土垠。十多年前，我曾考察汉代土垠传舍，发现传舍遗址散落着玉石碎片，有白玉、青白玉、青玉，与和田玉比对，质地、颜色完全相同，这些碎裂的玉片，棱角明显，可以断定为山料。土垠传舍始建于西汉，于东汉元延五年之后放弃，因而西汉时期，玉石之路经由罗布泊东北岸的土垠，穿龙城，走白龙堆，越三陇沙，至后坑，人玉门关，是一条主要的运输路线。

    此外，还有一条路线，从今若羌东南入山，沿崎岖山道，经茫崖，入青海，途经柴达木盆地至中原。这条路可能是先秦时期故道，路途坎坷，两汉时期，开玉门关外路，这条故道很少利用，至魏晋以后，青海道逐渐繁兴。

    玉石之路的繁荣，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也为佛教东传的僧侣带来了机遇。这是玉石贸易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发展史上必然的重合。

    “玉门关”，顾名思义，是为玉石商队设立的关卡。汉武帝时，开拓西域，耗资巨大，以玉门关税收用于守关吏卒的饷费当在情理之中，它符合当时边塞军费匮乏的实际情形，而征税的主要对象是西域的玉石商贾。

    隋唐之际，昆仑山所产的玉制品，成为西域商贾与中原商贸交易的大宗物品，不仅如此，西域商贾交易的对象由地方官吏至宫中后妃。

    来往玉石之路上并不只是西域商贾，也有不辞万里搜取于阗玉石的官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初，德宗即位，遣内给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阗，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宝等。”

    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政府统一西域，改称西域为“新疆”，在叶尔羌、和阗各设办事大臣一员，由官府垄断玉石开采，严禁当地民众及内地商户、民夫采集玉石，并在产玉地设卡伦（哨卡）监守。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乾隆下令在于阗的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及哈朗归山，每年春秋两次采玉，所采玉石派专人送往京城。

    乾隆年间，于密尔岱山采得九千斤重的大玉石，历时三年余运至京城，运输途中之艰难可想而知。此玉石后被琢制成《大禹治水图》，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是《后汉书·西域传》记述汉代玉石之路上的情景：带着玉符，手持信节，背负着使命的汉使，相继不绝；西出玉门关，沿着古道，不分四季寒暑，驰驱于一座座驿站之间；那些西去的丝绸客商，东来的玉石驼队，在日落前汇聚关塞之下，袅袅的炊烟，悠扬的胡曲，驱散几多商旅的乡愁。这幅古道的画面凝固在玉石之路两千年之久，令人喟叹不已。

    在玉石之路上，一代代驮工以生命作为代价输送和田玉，这也可以当作和田玉贵天下的一个理由吧!